她为婚礼拉来12.5万美元赞助，却意外开启一家八位数规模企业

这篇“口述实录”基于对 Whisper Group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arrie Kerpen 的一次谈话整理而成，内容经过编辑，以求篇幅和表述更清晰。

我的父母希望我去做自己热爱的、能带来快乐的事情。但他们也一直强调，我应该找到一份安全、稳定的职业。

我父亲曾短暂开过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，后来离开，去做了法官助理，再后来成为一名法官。他想要的是政府工作的稳定性和养老金保障，并愿意为了这种可预见性放弃不少潜在收入。我的母亲是一名社工，工作也非常稳定。

他们对金钱和投资也抱持类似态度。上世纪80年代股市崩盘时，我在新闻里听到这件事，就问父母我们家是否没事。我记得父亲当时说，不用担心——我父母没有投那个，所以我们很安全。

我只会在觉得别无选择时才去冒险

我的家庭过着一种非常低风险、简单的生活。我父母对此很满足。起初我也是。只有当“不冒险”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，我才会觉得可以接受去承担风险。

我24岁第一次结婚，很快就明显看出这段婚姻行不通。直到26岁、女儿出生后，我才鼓起勇气离开。突然之间，成为单亲妈妈的风险，与另一种选择相比就显得没那么可怕了——那就是让我的女儿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长大。

我在工作上也采取过类似做法。别人一直告诉我，我会成为一名很出色的销售人员。但直到另一种选择——继续留在一份薪酬更低的工作——变得过于令人焦虑时，我才真正跳进销售行业。

我承担过的最大风险，是我的第二次婚礼，而那后来也成了我创业的起点。现在的丈夫 David 向我求婚时，他说自己想要一场极尽盛大的婚礼。我并不喜欢这个想法：对于第一次婚姻和离婚，我心里仍有羞耻感。

不过，我也希望 David 能拥有他梦想中的婚礼，而且要在我们负担得起的范围内实现。于是，我做了一个巨大的冒险：我联系了一支小联盟棒球队，询问是否可以租下他们的球场。随后，我们卖出了大约12.5万美元的赞助。

我教其他创业者——也教我的孩子们——风险很重要

如果不接受风险，我绝不可能创办自己的公司，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把它做大。我必须重新学习，摆脱父母灌输给我的那种把安全感放在首位的观念。最开始，这种改变是出于现实需要——比如让我的女儿进入一个更幸福的家庭环境。

后来，我学会了评估风险带来的影响。这项技能我至今仍在使用：我会思考最好的结果是什么，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。只要最坏的结果是我能够承受的，我就愿意去冒这个险。

我每天都会和我合作的女性创业者讨论这些。很多时候，女性创始人不会考虑出售自己的公司，因为她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或者，她们不会去收购其他公司，因为她们不确定这件事具体该怎么操作。创业中的一切都伴随着风险，我希望更多女性能够不带恐惧地考虑经过计算的风险。

我也会和我的孩子们讨论风险。他们分别是23岁、29岁和11岁。我教他们去想最坏的情况，并决定那是不是自己愿意承担的结果。现在，他们的人生还很长，我希望他们去尝试一切可能的风险。以后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修正方向。